自助者天助之
继中兴通讯后，美国的大招还在继续。
据路透社报道，周二(4月18日)，美国电信监管机构提议，将禁止政府项目采购来自那些对美国电信网络构成安全威胁的公司的设备，这一规定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
据称，美国商务部已向华为公司发出行政传唤，要求华为提供过去五年向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和苏丹出口的全部信息，配合美国对通讯技术出口限制的调查，旨在查明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的技术禁运。
就在两天前，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长达7年的禁购零部件引发轩然大波。7年之痒，偏偏是在这行业处于变革之时。中兴将要错过了的，可能是整个5G时代，还有“中国制造2025”。
那么，美国舞大棒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受罚的中兴受伤有多深？中美贸易战下，公司应该如何选择？
还原中兴通讯被禁购零部件7年的始末，大多数人都会给个“作”的评价。
2017年3月，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对伊朗出口禁令，认罚8.9亿美元，并附带3亿美元罚款视未来七年执行情况而定。双方达成协议还规定，中兴通讯承诺解雇4名高级员工，并以减少奖金或斥责的方式惩罚35名其它员工。
但事实是，2018年3月中兴通讯承认并没有惩罚35名员工。
美国商务部长Wilbur Ross称，“中兴在当初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Entity List)’时向我们撒了谎，在后来的暂缓过程中又向我们撒了谎，最后的调查过程中，还向我们撒谎”。
追根溯源，Wilbur Ross的“谎言言论”依据何在呢？目前，美国的制裁与进口管制法律，主要有三项：
IEEPA（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美国经济遭受异常的或特别的威胁时，可以阻止相关交易并冻结财产；
ITAR（国际军火交易条例），禁止从美国或美国境外出口或转出口在USML（美国军火清单）中所列的主要适用于军事应用的原产于美国的防范性物品和服务；
EAR（出口管理条例），规范大范围的原产于美国的商品、软件和技术的出口、转出口和视同出口，包括那些虽然本意单是为了民用但却同时具有民用和军事或扩散应用特性的商品、软件和技术。
此次中兴通信是吃了EAR的苦头。此前(4月6日)美国以“俄罗斯干涉自家2016年总统选举”为由头，制裁7名俄罗斯大亨及12家公司，适用IEEPA。
但中兴的受罚，仅仅是因为犯规吗？
关于中兴，国内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言论。
有些观点简单明快：美国重规则没错，中兴通讯不守规不诚信则当罚，而且罚的有理有据令人快活。
另一些观点则异常沉重：中兴贵为大国重器核心资产、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5G急先锋。以中兴的千亿规模的体量，一旦倒下对中国通讯科技产业的影响，实在是不可估量。美国此时发难，不仅是要干掉中兴，更是要压制中国制造2025这一伟大战略。
看似争锋对立，这俩观点其实是统一的。
亚当斯密有两本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讲同情心，《国富论》讲自私。看似是矛盾，但含义其实是统一的——人要有同情心，但不自私会被自然淘汰。
回到中兴通讯的例子，美国讲规则没错，但规则更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主导。最终还是自私控制着行为，帕累托条件寻求理想分配控制着行为。没有中兴通讯，也会有上兴通讯、下兴通讯触这个霉头，当然肯定是在正当规则下的打击。
既能认定你违法违规又能符合意识形态，这种例子在美国并不鲜见。华侨孙启诚的国宝银行(Abacus Federal Savings Bank)，是08年金融危机过后唯一被起诉的银行，美国政府认为其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
诚然，Abacus也存在违规发放贷款，但区区10亿美元规模的“小店”，扣上次贷危机的大帽子也确实太过耸人听闻。检察院的歧视，“小而有罪”与“大而不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多问题值得好好思量，不可一根筋过左过右。如查理芒格所言，如果你只有一种思维模型，研究人性的心理学表明，你会扭曲现实，直到现实符合你的思维模型。谚语云，手拿锤子的人眼里，每个问题都像钉子。
不过，过去的成本已经不是成本，“问题是怎么决定的”永远没有“问题决定什么重要”。那么，中兴通讯被禁购7年决定了什么呢？
遭受禁购7年这集闷棍，上游抽梯子，对中兴通讯业绩有多大影响？往严重里说，很多关键器材都没有了原材料，无法组织生产，更无法对下游客户供货，弄不好分分钟就“眼看它楼塌了”的节奏。
当然，你不供货我不能坐以待毙，当然要去找替代。但这个过程，同样十分艰难。
中兴通讯运营商网络收入638亿元，占58.62%；政企业务收入98亿元，占比9%；消费者业务收入352亿元，占比32%。这其中最核心的落脚点在于：基站、光通讯和手机，缺供的重灾区就是老大难“芯片”。
基站的芯片与小飞机芯片不可同日而语，试用到量产最少得2年，这一块国产没有供应；光通讯领域国内的厦门优迅能实现量产，但只限于低端货。
没有高端芯片的供应，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很清楚，通讯半导体的世界，可不存在拼多多凭消费降级逆袭的故事。
事到如今，究竟谁能救得了中兴通讯？
2012年，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政府成功。当时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叫停三一集团关联公司在俄勒冈州投资的风电项目，三一集团一怒告上美国哥伦比亚地方法院，诉奥巴马此举违宪，当年7月三一集团胜诉。此外，上面提到过的国宝银行，花掉1000万美元律师费，最终洗去不公对待。
那么，中兴通讯是不是也有机会？
但三个案例之间，其实区别挺大。前俩者停留在诉讼阶段，中兴则是判后再犯。一边有改，一边实锤，三一重工和国宝银行的按例可能“救”不了中兴通讯。
其实到了这个级别，只能看政府能出什么牌了。如果政府不出牌，可能中兴通讯也就回天乏力了。不管中兴是自己嘴里的5G先锋，还是外界部分人认为的创业元老借关联壳赚钱、海外行贿为常规手段的一家治理混乱的公司。
谁能救中兴通讯？只有一个准则，“自助者天助之”！不管是对中兴通讯，还是对于华为、小米来说，莫不如此。经营公司是一件如履薄冰的事，既要谨慎的遵守当时的运营法规，也要努力的超脱行业的局限。
从这一点来讲，同样面临危险的华为安全得多。2017年华为年报显示，其研发费用高达897亿元，占全年收入14.9%。华为研发费用折合美元138亿元，仅次于仅次于亚马逊(161亿美元)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139亿美元)，总额居全球第三。
不仅资金要投入，人才更要投入，两者交合才能擦出科技进步的火花。还是那句话，“自助者天助之”。希望中国的芯片产业能持之以恒，早日崛起。
本文作者人大相食，文章原发于“阿尔法工场”。